一個死亡母親之死:論自戀與憂鬱

The Death of a Dead Mother: On Narcissism and Depression

一個死亡母親之死:論自戀與憂鬱

…..

我向那些混蛋

跪地求饒

那晚我失聲尖叫

山裡傳來回音

而人們卻大笑

…..

唱這歌的女人

那晚被抓去強暴

他們才不管

我肚子裡未出世的女兒

他們用陰莖和手

強暴我

他們一點也不同情

在我體內注視的女兒

這還不能滿足他們

他們逼我吞下

我丈夫優瑟夫

死後的陰莖

以火藥來調味他那可憐的陰莖

這痛苦讓我大叫

你最好殺了我

再把我跟優瑟夫一起埋了

…..

一位垂死的母親對著女兒法斯塔（Fausta）吟唱出這段椎心泣血的史實，唱完旋即無聲無息地平靜死去。這是影片《懼乳:傷心的奶水》（La Teta Asustada: The Milk of Sorrow）（2009）（註1）一開頭的情節，短短幾分鐘的獨白道盡這位身心受創的母親一生一世的哀戚。這段空靈而哀戚的控訴，敘述的是八零年代祕魯內戰期間，眾多婦女遭受左派Sendero Luminoso「光明之路」游擊隊軍人殘暴性暴力後，在如影隨形的倖存者罪惡（survivor guilt）陰影下，忍辱含恨走完餘生的心路歷程。

法斯塔的母親遭受身心蹂躪以及喪夫之痛後，深陷於一種病態哀悼（pathological mourning），以當今精神醫學而言，等同於憂鬱（melancholia or depression）狀態，內心充滿了憎恨與自責，憎恨自己的丈夫棄她於不顧，同時也自責於目睹丈夫被槍殺並且吞下他的陰莖，形同被迫參與了他的死亡過程，使得母親防衛性地讓自己潛抑在一種「心死」的陰影中，用來解決如此複雜又矛盾的內在衝突。佛洛伊德在其1917年的經典文章《哀悼與憂鬱》（註2）文中提到一段十八字箴言:

… people never willingly abandon a libidinal position, not even, indeed, when a substitute is already beckoning to them.

佛洛伊德認為人們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失去的客體（或說是對於客體的愛）（Freud, 1917）；亦即，法斯塔無法輕易甩開母親對她的影響，即使母親已經過世，她的影子總是籠罩著法斯塔，久久不散。憑藉一種非常原始的認同（identification）機轉，法斯塔的母親強制將逝去的丈夫緊緊鎖在自己的心牢中，形成所謂的「自戀性認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彷彿在幻想中吞噬（devour）了逝去的丈夫，與他合為一體，以維持一種外在事實分離，內在心理不分離的狀態，以逃避分離帶來的巨大而無法承受的創傷。在精神分析的理論架構下，憂鬱被視為是一種自戀狀態，一種失去客體後，原欲（libido）被迫自客體撤離回到自我（ego）身上，理論上應該切斷原有的客體關係，而尋得另一替代客體（alternative object）作為解決方式，然而自我是如此依戀逝去的客體，因此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困難重重的。法斯塔的母親在無法有效解決自己內在矛盾的情況下，透過潛意識中否定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滿足幻覺式的願望，以維持逝去的丈夫（一個已經失去的客體）未曾離開她的錯覺（illusion），並且不斷重複這樣的精神活動，作為其維繫重要精神存活（psychic survival）的內在現實（internal reality）；遺憾的是，法斯塔的母親終其一生並未脫離這樣的魔咒。

母親顯然將自己揮之不去的恐懼強加、或說是移植在法斯塔心中，與母親如同共生關係的法斯塔自然無以迴避，因而步上全面認同母親的不歸路，對於法斯塔而言，這是必要的心理機轉以維繫其精神平衡（psychic equilibrium）以及避免精神崩潰（psychic breakdown）；因為認同，母女間的心理界線嚴重重疊，母親經歷的恐懼幾乎原封不動成為法斯塔的如影隨形的恐懼。法斯塔在母親過世後，一次因暈厥送醫時被醫生發現陰道被塞入一顆馬鈴薯，這是內戰時期某些部落的婦女因為恐懼被軍人強暴的防範措施。這種恐懼在法斯塔的世代中，不應該，也不會存在，然而，為何年輕的法斯塔竟然也必須如此戒慎恐懼？即使我們難以理解法斯塔心中的恐懼，但是我們更沒有立場質疑法斯塔內心的恐懼，因為人類的行為依據的是內在/精神現實（internal/psychic reality），而非外在現實。這樣的恐懼如此真實，真實到幾近妄想（delusion）的程度，使得法斯塔必須發展出幾近妄想行為（delusional behaviour）與之對抗；亦即，現實世界中法斯塔完全不必面對這些恐懼與危險，然而她依然做出這樣的防備行為，可見法斯塔心中確實處在隨時會被強暴的恐懼當中，彷彿身歷其境於當時的恐怖年代。

當然，陰道中的馬鈴薯或許根本就是男性陰莖的具體呈現，象徵法斯塔基本上是處在長期被強暴的狀態中，一如母親被強暴時的狀態。這樣的恐懼是不容許客觀化（objectifed），亦即，旁人對此是無權說三道四的。護士詢問她是否處女之身時，她猶豫了一下，防衛性地回答：「不知道！｣ 。 這樣的回答真實反映出法斯塔心中的矛盾。在母親心中，法斯塔在母親的肚子裡眼睜睜目睹了母親被強暴的場景，她形同是母親被強暴的見證人，是將母親囚禁於性創傷中的那個人。母親的性創傷彷彿就是她自己的性創傷，藉由塞入陰道的馬鈴薯，法斯塔維持性創傷的狀態，亦即它的永恆性（timelessness）。創傷的永恆性在憂鬱狀態（melancholia或是depression）尤其明顯，過去的傷痛無法完成哀悼（mourning）過程，當然也就無法構思未來，時間似乎被永遠凍結在當下，猶如死亡狀態一般（Birksted-Breen, 2003）。

對此，2012年甫辭世的法國精神分析師André Green稱之為「死亡的母親」（”The Dead Mother”）（1983）（註3），用來形容一個母親在她的孩子眼中，肉體雖然是活的，但精神卻是死亡（psychically dead）的心智狀態。在法斯塔心中，原本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母親卻呈現一個疏離、死寂、毫無生氣、全然沉浸在悲傷哀慟中的母親；沒有了愛，如同喪失了生命意義，在孩子的內在世界製造出一種精神層面的毀滅性災難（psychical catastrophe）。長期面對如此「心死」狀態的母親，法斯塔則深陷於無法哀悼或是不被允許哀悼的狀態中，心智發展被強迫凍結在某個時間點，不再往前進展(not moving forward )，她的內在世界中只容得下母親以及與母親相關之事，與母親形同處在不分離或是共生的形態中，母親的思想就是她唯一的思想。換言之，在精神層面上，法斯塔被母親綁架了。

母親的死去，讓法斯塔有機會重新審視她與母親的關係。在此之前，她不被允許脫離母親去看待他所處的外在世界；對於法斯塔而言，她的外在世界就是母親的內在世界的投射。母親的死去，迫使已經成年法斯塔不得不面對外在世界的衝擊與挑戰，包括前所未有的利誘、威脅、忌妒、恐懼、背叛等等；另一方面，她也同時從外在世界體驗到極度陌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信賴、關懷、乃至於愛情。

為了將母親遺體運回遠處故鄉埋葬，法斯塔被迫幫傭籌錢過程中所遇到種種人間冷暖，讓她有機會踏出長久以來禁錮她的精神現實（恐怖、不可信任），坦然面對真正的外在現實（有愛有恨、有善有惡、可信賴也有背叛）。劇中，與男性園丁的互動過程，刻劃出法斯塔內心信任/不信任兩種聲音彼此的抗衡與競爭，終於跌跌撞撞出對於異性的信賴感；劇末，法斯塔終於願意讓醫生取出陰道內的馬鈴薯，象徵法斯塔終於決定掙脫母親強加的心靈枷鎖，雖然舉步維艱，雖然踉踉蹌蹌，終究開創出所謂的「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Winnicott, 1953），在這個空間中，法斯塔與母親一分為二，脫離共生關係的桎梏；在這個空間中，法斯塔得以正式脫離母親，盡情開拓其創造力（creativity）來發展自我。

註1：《懼乳:傷心的奶水》（La Teta Asustada: The Milk of Sorrow）（2009）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柏林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為秘魯新銳女導演克勞蒂亞‧尤薩（Claudia Llosa）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此片為高雄電影館2011年《電影與精神分析影展》系列5：《關於創傷，說不出口的才算數》之開幕片。

註2：Freud 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SE. 17, P244.

註3:  André Green:《On Private Madness》, 1983, P142.

李俊毅

Saturday 20 April 2013

看看凱文，想想鄭捷

                                                                    看看凱文，想想鄭捷

這是八月十六日(2014)《無境文化》在高雄長庚醫院舉辦的精神分析講座主題，講者是剛在英國取得精神分析師資格的樊雪梅。在這個精神分析專欄中，我除了整理雪梅當場的論述之外，也想進一步談談我個人的想法。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必須做兩點聲明。第一，這個講座或是這篇文章的重點不在於鄭捷這個人，也無關乎鄭捷已知或是未知的所有訊息，因為我們不應該針對他做任何評論；鄭捷殺人事件在此僅提供一個素材，刺激我們想像大屠殺（massacre）事件背後的可能因素。第二，這篇文章探討的文本是《凱文怎麼了？》¹（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這本書以及同名電影，小說內容並非根據真實事件寫成，換言之，可視為作者本身內在世界的縮影或是外化；雖然是虛構的情節，卻與當時多起校園屠殺事件環環相扣，忠實反映當時社會瀰漫的焦慮；但也因為虛構，多位主角呈現出來的「近乎完美的病態」（雪梅所言），讓精神分析思考得到「精準的」揮灑空間。

談凱文（Kevin）之前，我們先談談他的母親伊娃（Eva）。伊娃家族移民自亞美尼亞（Armenia），這是一個位於歐亞交界，因為領土紛爭與信仰衝突而與鄰國戰火頻仍的國度，而這讓伊娃成了一個遺腹子，她不曾見過死於戰亂的父親，父親的形象只存在她的想像中。伊娃的母親因而罹患恐慌或是懼曠症，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這讓伊娃在很小的時候就得背負起屬於母親的工作，如她所言：「… 那些超越我年齡的任務使我畏縮…  我還那麼小，就被迫擔任她的密使，母親在我身上重現了她自己在三十二歲時感受到的，與外在世界微小的互動帶給她的同樣巨大痛苦」（頁35）。恐慌症有如讓母親強制將自己囚禁在無助的狀態，視外在世界是充滿敵意、迫切危險的，她如此處理喪夫之痛幾近於將伊娃牢牢掌控在身旁，如此窒息的親密關係，讓伊娃難以發展出足夠成熟的伊底帕斯關係。「我不只害怕變得和我母親一樣，我還害怕成為一個母親」（頁36），這無可避免鋪陳了未來凱文出生後與伊娃之間充滿仇視、敵對、猜忌的的關係；伊娃無法勝任一個母親角色的焦慮投射到凱文身上，而凱文即將長成一個缺乏安全感、冷血、嫉妒、極度自戀的年輕人。

不同於母親永遠走不出家門，伊娃形容自己罹患「被留下來的恐懼」，而讓自己從事一種必須全世界趴趴走的工作，並且成功創辦了一份頗具知名度的旅遊雜誌《希望之翼》（Wings of Hope），她聲稱逆轉了心中的恐懼，這讓她可以逃脫母親的掌控；然而，伊娃坦白承認自己單純是懼怕留在家裡，即使因為逃離家而感到高興，卻從來不曾因為要離開而高興，如同她從來不是為了品嚐西班牙海鮮飯而去馬德里一樣。伊娃即使與美國當地人法蘭克林（Franklin）組成了一個家庭，她依然是在逃離與留下之間擺盪，她必須保持一種無家可歸（homeless），一個外來者（foreigner）的狀態（Rossella Valdrè, 2014）²，永遠也無法取得一個平衡點，因為這才真正反映她內在世界的真實狀況；彷彿一旦佇足不動，便成了命運的背叛者，而最終迫使伊娃背叛命運的正是自己的兒子凱文。是凱文迫使她不得雲遊四海，也是凱文迫使她有機會體驗真實的伊底帕斯關係，從這件慘案的結果而言，這樣的改變似乎是禍，不是福。

伊娃沒有準備好當母親，或更貼切地說，她根本不想成為一個母親；她這麼說：「我沒辦法愛小孩，但我必須愛這個孩子」，這樣的心態只怕在凱文的心智發展過程中，甚至在語言發展之前（preverbal stage）即明確感受到這樣的訊息；伊娃的焦慮、怨恨、敵意，毫無掩飾地傳遞給尚在襁褓中的凱文，促成了凱文往後固著於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Klein, 1946）³。伊娃象徵著凱文的外在世界，伊娃有多麼厭惡他，就代表外在世界有多麼險惡；伊娃表現出多麼的無助，就代表凱文多麼有能力掌控這個世界。伊娃這麼形容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互動：「有時候我甚至會有這樣的錯覺，在搖籃裡的凱文已經開始學習分化後加以各個擊破，展現如此截然不同的對比性情是他的陰謀，讓我們注定站在對立的兩方」（頁98），此時，投射認同瀰漫並且維繫著兩個互相仇視的心靈。如同雪梅所言，「憎恨」（hate）成了他們之間維繫如此病態卻必要關係的原動力，凱文內心始終維持著極度原始的樣貌，因為外在世界充滿著未知的危險與敵意，對他而言，那根本就是一個殺戮戰場，如同日後他製造出來的那一個恐怖場景。

「憎恨」該如何被看待呢？假如「憎恨」如此難以承受，為何凱文最終殺死的是始終袒護他的父親法蘭克林以及視他為偶像的妹妹希莉雅（Celia），而非伊娃呢？ Winnicott（1949）⁴說過：「母親憎恨嬰兒早於嬰兒憎恨母親，而且早於嬰兒有能力知道母親憎恨他。」；「一個母親必須有能力承受嬰兒對她的憎恨，卻不對他做出任何報復」；「母親最重要的事情是她有能力遭受到嬰兒無情的傷害，卻不因此反擊；以及她有能力靜待回饋，而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也可能終究得不到」。如同在治療室中，治療師受到個案無情的攻擊與控訴，治療師思索的並非如何反駁澄清，而是如何在猛烈的砲火中存活下來，而存活之道在於有能力接收個案投射之「未代謝」（unmetabolized）的毒物，這些毒物都是個案無法承受的「未成型的」（unformed）、「無以名狀的恐懼」（nameless dread）（Bion, 1962）⁵；換言之，治療師扮演的是一個涵容者（container）角色，負責接納、消化、吸收所有個案無法應付的東西。當治療師鎮得住個案的攻擊，個案便有機會在如此安全的治療關係中茁壯成長。

相對於凱文不被伊娃接受，伊娃對於凱文的拒絕也同樣極度挫折，她說：「凱文對我的胸部始終興趣缺缺，可能使我產生被拒絕的感覺而焦慮」（頁95），「他不要的不是母親的奶水，而是她的母親」(頁96)。伊娃後來甚至得了乳腺炎，對此，她這麼認為：「他拒絕我所供應的維生養分，同時還引得我向腐敗的路上走，彷彿零歲的他已是我們兩造中較世故的一方」( 頁98)。乳房作為嬰兒出生後第一個幻想客體，成為在這場母子征戰中的戰場，在伊娃的描述中，凱文是伊底帕斯競爭中的勝利者。對伊娃而言，凱文不願意玩，不給餵食，寧願穿紙尿褲而不願意自行上廁所，毀損牆上的伊娃鍾愛的全球地圖，誘惑同學摳身上的水泡等等，都讓伊娃精神邊頻崩潰；而伊娃暴怒下導致凱文受傷骨折之事在父親與醫生面前卻絕口不提，讓凱文與伊娃的關係被綁架在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狀態。此外，凱文迷戀小一號的衣服，明顯表露自己不願成長，他恐懼失去的正是自戀消逝過程中失去的全能自大感（omnipotence）。

凱文分化（splitting）了父母親，讓被極度理想化（idealized）也非常自戀（雪梅所言）的父親法蘭克林站在他這一方，一起攻擊被極度貶抑的伊娃，導致後來婚姻逐漸走向破滅。然而，我們該思考的是，凱文真的認為法蘭克林了解他嗎？在如此病態的親子互動中，法蘭克林是個被控制的父親，而不是個願意了解凱文的父親，而伊娃是個想了解凱文卻屢遭挫折的母親；凱文維持的病態的心理組織稱為「心理撤退」（psychic retreat）（Steiner, 1993）⁶，但這必須在父母親婚姻穩定才行．這樣的心理狀態讓凱文內在的毀滅性（destructiveness）得到充分的約束。可惜的是，傷痕累累的伊娃後來決定生下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女兒希莉雅，而凱文（因嫉妒衍生出的毀滅性）弄瞎了希莉雅的左眼，法蘭克林轉而疼惜希莉雅，父母親的婚姻即將走向盡頭之際，凱文的毀滅性終於爆發，他選擇殺死父親、妹妹、疼惜他的老師、以及多位在不同領域有成就的同學，這是一件充滿嫉妒、背叛、毀滅的殺戮事件。

文本是在凱文入獄兩年後寫成，兩年來伊娃不斷探視凱文，當然也不斷詢問凱文決定痛下殺手的真正動機。劇末，凱文終於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以前我以為我知道… 可是我現在不確定」。凱文回答了什麼嗎？沒有，可是他似乎展現了某種「彈性」（resilience），而這也讓我想起我的個案講過的一句話：「以前我是站在城堡中，只能往內看；現在我站在城牆上面，我不知要往內，還是往外看？」我認為這種焦慮代表心理治療中改變的契機浮現了。

註：

1.           凱文怎麼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Lionel Shriver著; 葛窈君譯，台灣商務，2006。電影：導演：Lynne Ramsay，2011。

2.           Valdrè, R. (2014).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An Unusual, Unconventional Film Some Reflections on ‘Bad Boys’, between Transgenerational Projections and Socio-Cultural Influences. Int. J. Psycho-Anal., 95:149-59. 

3.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 J. Psycho-Anal., 27:99-110.

4.           Winnicott, D.W. (1949). 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0:69-74.

5.           Bion, W.R. (1962).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inking. Int. J. Psycho-Anal., 43:306-310.

6.           Steiner, J. (1993). Psychic Retreats: Pathological Organizations in Psychotic, Neurotic and Borderline Patients. Routledge.